1959年3月，十四世達賴公然發(fā)動武裝叛亂后，中央果斷決定粉碎叛亂，實行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制度?；仡?0年來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光輝歷程，我們深切地感到，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是破除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制度性宗教羈絆的偉大之舉。

一、政教合一制度下，藏傳佛教成為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制度性羈絆

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藏傳佛教與西藏地方政權合二為一、教權高于政權的政治制度。藏傳佛教借助于其制度化的政教權力和資源，嚴密控制了西藏社會，頑固維護腐朽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度，日益成為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制度性羈絆。

（一）政教合一制度是維護封建農奴主統(tǒng)治的政治制度

西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公元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后，在吐蕃王朝“祖孫三法王”松贊干布、赤松德贊、赤祖德贊的大力支持下，獲得很大發(fā)展，赤祖德贊甚至規(guī)定僧人可以參與吐蕃國政。但赤祖德贊后，西藏發(fā)生了“達瑪滅佛”事件，佛教一度沉寂百年之久。

公元10世紀到13世紀前半期，西藏基本完成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轉變。適應各割據勢力鞏固發(fā)展自身勢力的需要，佛教再度興起。再興之佛教在進一步本地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等主要教派，各教派紛紛尋找政治勢力作為靠山（如薩迦派依靠“昆氏家族”，帕竹噶舉派依靠“朗氏家族”），寺廟和上層僧侶由此逐漸占有大量土地、牧場、牲畜。這一時期，佛教在西藏完成了三大轉變：宗教形態(tài)上，完成了自身的適應性轉變，本地化為藏傳佛教；宗教地位上，最終戰(zhàn)勝了苯教，成為西藏的主要宗教；政教關系上，宗教成為封建統(tǒng)治體系的一部分，寺廟和上層僧侶成為封建統(tǒng)治的一部分。

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是在元朝初期。隨著生產力和封建經濟的發(fā)展，西藏產生了實現(xiàn)內部統(tǒng)一的要求和條件，但各教派和世俗勢力均無力完成這一歷史任務。13世紀中葉，元朝統(tǒng)一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賜予國師身份，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及西藏政教事務。八思巴既是元朝中央政府高官，又集西藏地方政教兩權于一身，這實際上標志著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采取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管理方式。

公元1354年薩迦政權被帕竹政權（1354-1618）取代后，元、明中央政府對西藏延續(xù)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管理方式。明朝時，對西藏各教派“多封眾建”，封賜了不少法王、王、西天佛子、灌頂國師等稱號，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加強，但此時，穩(wěn)固的一派獨大格局還未形成。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格魯派大加扶植，通過冊封形成了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轉世系統(tǒng)，格魯派在政教合一體系中取得了穩(wěn)固的統(tǒng)治地位。至此，政教合一一派獨大的格局正式形成，成為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穩(wěn)定模式，達賴世系實際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權。

清朝初年定型并延續(xù)至民主改革前的政教合一制度，本質上是封建農奴制社會的政治統(tǒng)治形式。政教兩權相互融合、相互強化，世俗政權獲得藏傳佛教的支持，藏傳佛教獲得政教權力的保障，二者共同維護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制度。

（二）舊西藏藏傳佛教成為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制度性羈絆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藏傳佛教的地位和政教權力獲得了制度性保障。早在佛教傳入之初，當時吐蕃奴隸制政權就大力推行佛教，特別是從赤松德贊到赤熱巴金的近百年間，歷代吐蕃贊普采取簽訂“興佛證盟”誓約，制定“七戶養(yǎng)僧”制度，頒布優(yōu)禮僧人法規(guī)，為僧人設置“缽闡布”職位，立石碑宣誓信仰佛教，流放甚至活埋崇苯大臣等一系列立法、行政手段，強行推廣佛教。元朝統(tǒng)一西藏和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后，歷經元、明兩朝，藏傳佛教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和權力的制度性保障不斷加強，并在清朝初年基本定型。乾隆時期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明確，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西藏僧俗官員、藏軍軍官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協(xié)商提名或選任。這就以具體制度的形式，明確宗教上層的政治地位。在西藏內部的權力運行體制上，設立噶廈管理政務，直接由駐藏大臣和達賴領導。噶廈政府設噶倫四人，定制三俗一僧，地位平等，但一切政務公文非經由達賴直接控制的譯倉審核不得上行下達。噶廈政府又在布達拉宮設立僧官學校、訓練各寺僧人，作為派到各宗溪擔任宗本、溪本及在噶廈的各機構中任職的人選。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抬高僧權，削弱降低貴族權勢。

客觀地看，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藏傳佛教對藏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對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fā)展，對中央王朝有效管轄和治理西藏地方等曾發(fā)揮過一定的歷史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特別是隨著人類進入近、現(xiàn)代社會，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日益走向沒落和反動，至民主改革前已極端腐朽，走到歷史的盡頭。然而，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勢力卻以政教合一制度賦予其的政教權力和政教資源，頑固維護這一落后、黑暗、反動、殘酷的社會制度。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8年里，西藏社會制度遲遲得不到變革，人民政權遲遲不能建立和發(fā)揮作用，正是由于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上層反動勢力的阻擾、干擾和破壞。

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反動勢力之所以頑固地維護政教合一制度，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實際上是西藏最大的農奴主集團。至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廟2600多座、僧眾11萬余人，僧眾占當時人口的約十分之一，這些人不從事生產勞動，卻占有和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當時他們占有西藏約330萬克（1克面積約合1市畝）土地中的121萬多克，同時還占有大量黃金、珠寶等，大量發(fā)放高利貸，信教群眾還要為他們提供大量差役。

民主改革前西藏經濟落后、民生凋敝、政治黑暗、社會封閉、科技衰微、思想禁錮、文化專制，現(xiàn)代經濟和現(xiàn)代科技、教育、文化、衛(wèi)生事業(yè)幾為空白，生產力和社會發(fā)展水平極其低下，廣大農奴饑寒交迫。政教合一制度到了必須被廢除的時候了。

二、廢除政教合一制度破除了藏傳佛教對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制度性羈絆

藏傳佛教的政教地位和權力來自于政教合一制度，它對西藏發(fā)展進步的阻礙也就表現(xiàn)為制度性羈絆。我們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在民主改革中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這就徹底破除了藏傳佛教的這種制度性羈絆，從而打開了西藏發(fā)展進步之門。

（一）破除了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政教合一制度是封建農奴制社會的政治形式。民主改革前，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反動上層以這一制度賦予他們的政教地位和權力，想方設法地遲滯、抵制遲早要來的民主改革，為此不惜與中央政府和人民決裂，發(fā)動武裝叛亂。而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堅決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這就破除了封建農奴制的制度性宗教羈絆，從而使民主改革得以順利地進行。1960年2月底，全區(qū)已有63個縣、約89萬人口的地區(qū)，全面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1961年4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全區(qū)基本上平息了叛亂，完成了民主改革。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在西藏的政治統(tǒng)治和經濟基礎，初步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

（二）破除了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人民政權是人民事業(yè)的根本保證。和平解放后，在政教合一制度的統(tǒng)治下，人民政權建設很難在西藏開展起來。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但卻難以發(fā)揮應有作用。武裝叛亂的發(fā)生，加速了民主改革和政權建設的步伐。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在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時，就宣布從那一天起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此后，西藏的建黨建政等政權建設工作迅速開展起來。1959年10月，西藏工委發(fā)出在民主改革中建立各級政權組織的指示；11月，工委又指示在農村中進行建黨工作。僅僅一年多后的1961年1月，全區(qū)已建立基層區(qū)級政權283個，鄉(xiāng)級政權1009個，建立黨支部123個、團支部252個。到1965年8月自治區(qū)成立前夕，新生的人民政權組織體系初步建立并不斷完善，這是西藏邁出的歷史性步伐。

（三）破除了培養(yǎng)社會先進分子、建立黨在西藏的執(zhí)政骨干隊伍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社會進步離不開先進分子引領，黨的執(zhí)政離不開骨干隊伍。政教合一制度下，藏傳佛教形成了嚴密的思想禁錮體系，人們深受宗教思想的影響，社會很難產生引領變革的先進分子。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后，排除了宗教干擾，黨得以更加順利地在西藏培養(yǎng)社會先進分子、發(fā)展黨員，并從中建立起執(zhí)政的骨干隊伍、干部基礎。到1965年自治區(qū)成立前夕，西藏民族干部已達16000余名，2萬多名工人成長起來，還有約1400名上層愛國人士與我們黨長期合作、患難與共。

（四）破除了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藏傳佛教是以宗教神學為核心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與馬克思主義“方枘圓鑿”。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后，我們黨得以對廣大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和“五觀”“兩論”教育，特別是掃除了發(fā)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yè)的思想障礙。

（五）破除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社會主義制度是西藏發(fā)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證。1955年9月中央就指出，西藏民族同國內其他民族一樣，是一定要走上而且能夠走上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1959年5月，當平叛還在進行中時，周恩來總理就強調，西藏問題的本質是嚴重的階級斗爭，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迅速前進的新社會主義要代替停滯不前的、落后的舊社會。此時，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而西藏仍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政教合一制度廢除后，在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組織領導下，西藏各項事業(yè)獲得快速發(fā)展，并開展了社會主義前途教育，從而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qū)正式成立，在此基礎上經過幾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個社會主義新西藏從此誕生。實踐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就不會有西藏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六）破除了推進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政教合一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廣大農奴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人身依附于三大領主，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更毫無人的全面發(fā)展可言。而政教合一制度頑固維護封建農奴制的反動統(tǒng)治，以宗教麻醉和愚弄人民，磨滅人民的歷史創(chuàng)造精神，使人民沉迷于宗教關于前世今生的因果報應說辭中而不能自拔，完全喪失了改造自然、社會和追求今生幸福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廢除政教合一制度，使宗教失去了控制人民精神生活的政教權力，為人民理性對待宗教、接受現(xiàn)代文明、享有民主自由、追求人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基本前提。特別是，廢除這一制度，不僅解除了百萬農奴的精神枷鎖，而且也解除了統(tǒng)治階級中不少人的精神枷鎖，原來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不少人在共產黨、解放軍和人民政權的感召下走上文明、進步的道路。同時，廢除這一制度后，黨和政府得以大力發(fā)展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yè)，全面發(fā)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發(fā)展民主政治，西藏人民的各項權利得到有效保障，人的發(fā)展程度和民族整體素質不斷提高。

（七）破除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制度性宗教羈絆

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后，人民當家作主，藏傳佛教不再具有政治權力、政治功能，而還原了其作為信仰的本質。60年來，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有效保障，有了信不信教的自由，信這種宗教或那種宗教的自由，信這種教派或那種教派的自由。

60年來，從民主改革到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再到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西藏，十四世達賴集團雖然還能利用宗教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甚至破壞性影響，宗教雖然還存在不少消極影響，但由于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藏傳佛教在西藏作為一種制度性、體系性的對抗人民政權的力量已不復存在，其對西藏發(fā)展進步的阻礙已不再表現(xiàn)為制度性的羈絆。

三、十四世達賴集團倒行逆施，必然會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

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發(fā)展進步日新月異，人民生活越來越幸福，這有力地證明了，廢除政教合一制度是破除西藏發(fā)展進步制度性宗教羈絆的偉大之舉。但是，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反動集團違逆歷史發(fā)展潮流，企圖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制度和昔日的“天堂”，必然會被人民和歷史所拋棄。

十四世達賴集團頑固地以宗教愚弄和麻醉西藏信教群眾。在舊西藏，藏傳佛教直接成為階級壓迫的工具；在今天，藏傳佛教雖然還原了其信仰的本質，但人民幸福也決不能寄托在藏傳佛教上。十四世達賴長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對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趨勢應該有所認識。他應該能夠看到，在西方社會，宗教已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應該能夠認識到，其曾長期生活于其中的、以宗教為最高權威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即使和日漸沒落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也是極端落后、反動的，更不要說和社會主義社會相比了。任何有遠見卓識、任何對西藏和西藏民族有點責任感的人，都應該能夠看到，如果宗教氛圍濃厚和宗教消極影響長期存在，勢必使人的素質越來越落伍于時代，勢必使民族整體素質越來越落伍于時代，最終使西藏脫離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潮流。然而，十四世達賴打著“宗教領袖”的旗號利用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長期頑固地以宗教愚弄信教群眾，企圖煽動信教群眾達到其分裂祖國的罪惡政治目的，其反人民性昭然若揭。

十四世達賴集團頑固地意欲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制度，違背歷史發(fā)展潮流。從世界歷史大勢看，政教合一制度退出歷史舞臺早已是社會潮流。基督教神權曾絕對統(tǒng)治歐洲一千多年，但以文藝復興運動為肇始，歐洲各民族逐漸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了民主與科學這兩大新的文化傳統(tǒng)，歐洲引領近、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幾百年。放眼世界，當今嚴重動蕩的國家和地區(qū)都深受宗教紛爭、戰(zhàn)爭的危害，宗教消極作用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十四世達賴集團鴕鳥般地把眼睛埋在沙堆里，對歷史發(fā)展大勢視而不見。他叛逃以前，頑固地維護舊的反動制度；他的叛逃，根本原因是恐懼于民眾的日漸覺醒和遲早要來的民主改革；他叛逃以來，對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依然行使著最高權威，保持著政教合一制度；他在國外的一切反動活動，都是為了圖謀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反動統(tǒng)治。因此，對西藏人民來講，宗教是一種精神信仰；而對十四世達賴來講，宗教只不過是其圖謀再度奴役西藏人民的工具。在宗教問題上，西藏人民與十四世達賴集團立場根本不同、利益根本不同。十四世達賴妄圖恢復政教合一制度的反動法音，早已成為寒蟬悲唱！

今天，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勝利在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西藏蒸蒸日上。但是，西藏越進步、人民越幸福，十四世達賴集團就越焦慮、越失落。于是，他們視西藏的發(fā)展進步而不見，大肆污蔑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并以宗教為抓手屢屢制造事端，嚴重危害西藏社會穩(wěn)定，妄圖毀掉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干擾國家和西藏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進程，可謂罪惡累累。

不同于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自私自利，中國共產黨是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政黨。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證明，廢除政教合一制度，使西藏徹底擺脫制度性宗教羈絆，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西藏人民、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是推動西藏發(fā)展進步的偉大之舉。今后，十四世達賴集團還會不斷地打著宗教的幌子圖謀召回舊制度的亡靈。但是，廣大人民已認清其政治上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法上的欺騙性，其罪惡圖謀注定是要失敗的。

（作者單位：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